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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 第一财经日报：你将初到纽约的那段创作经历形容为“矿工般的生活”？

肖恩·斯库利：1975年我刚到美国，当时对我这样的欧洲人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，尤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冲击非常大。当时的美国社会非常野蛮、暴力且充满危险。但这种动荡不安又非常吸引我，我将它形容为“达尔文式你死我活”的状态，当时我就决定尽量将作品的风格变得简约。我将这段经历形容为“矿工般的生活”，矿工肩负着开采的任务，不断发掘，我也是如此，并以此让精神层面更加稳定。

美国文化对我的创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，我也有意让自己去受美国影响。美国人直率的表达方式、敢于尝试的精神，特别是美国艺术作品的大规模和简约的创作手法，我将之与欧洲人的细腻敏感相结合，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。

日报：此前你的不少创作都大面积运用灰黑色元素，感觉上比较消沉，当了父亲之后在创作方面会不会更明亮欢快？

肖恩·斯库利：我曾有过一个儿子，他于1983年去世，这对我是非常惨痛的打击。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，当时作品色调都变暗了，一直持续了30多年，当然这30年中也创造了不少美好主题的画作，但往往都带有一种悲哀的气氛。最近，我的作品中重新出现了绿色，众所周知，绿色代表着美好和希望。

日报：你对边界和边界融合似乎非常着迷？

肖恩·斯库利：是的，边界是我所有作品创作的主题。世界如何形成各种边界？如何划分为不同国家，国家如何划分为不同城市，城市又如何划分为不同建筑，这些边界都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，包括群体和个人。我一直都对边界很感兴趣，特别是这些边界如何凸显、隐藏它们的历史，或是特别动荡的形成过程，以及两个毫无关联的事物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。

日报：你此前曾到访中国，哪些中国元素可能会对创作带来启发？

肖恩·斯库利：任何艺术家都很难预言今后的创作，但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任何艺术计划、方法几乎都能在此实现。比如我在中国做的巨型雕塑《中国堆砌》，那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办法实现的。

如果今后创作此类巨型雕塑，中国会是我的创作首选。另外一点令我着迷的是，虽然中国社会外部环境变化非常快，但有一些市井的东西很有趣。比如我曾见过小茶馆外标注着“艺术”、“聊天”这类字眼，我非常感动，这里的人们大都具有温柔的一面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

日报：你曾提到希望通过艺术到达更好的世界，梦想有一个棕色的世界，如何理解？

肖恩·斯库利：“棕色的世界”是一种形象的表达，我认为很多立场看起来很强硬，具有对立和冲突性，但它们同时也非常脆弱，不愿让步将成为它们致命的弱点。在我看来，在22世纪的新世界，我们都需要学会融合，学会接受不单纯的东西，不纯洁比纯洁更有意思，更有创造力。